范正利：惟契约精神不死方见消费社会有序

如是我闻。“在我家乡泰安，有一个坐落于泰山东麓大津口的村庄，一户农家豆腐摊儿临街摆，却是常年无人值守。豆腐任你称，费用随你付;豆腐摊儿主人竟也从未亏本，这豆腐便有了‘君子豆腐’之美誉。”大约十五年前，我曾在一篇题为《从君子豆腐看诚信》的文章中援引上述故事(2004年7月14日上海《青年报》)。旧事重提，缘于2019年消费维权年主题——“信用让消费更放心”。

“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语出《中庸》，“君子豆腐”颇有些儒家 “慎独”精神的意味(大抵村夫并不自知)。而今重温这个故事，我发现这也仅仅是个故事，因为其中所能传递出的只剩下人们对“民风淳朴”的追忆和憧憬——要知道，这在商业社会已然是稀缺资源。事实无数次地证明，在当下单纯依靠道德自律，已无力平复消费社会应有之秩序。毕竟，单纯强调自律而无视他律就丢掉了权责对等的契约精神，而这恰恰被称为市场经济的精髓。

契约精神被称为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，是一个源自欧洲的现代意义上的概念，但其核心观念古已有之。契约精神在西方源远流长，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后世的契约理论影响深刻。之后，从托马斯·阿奎那再到卢梭、康德，契约理论得以发展并趋向成熟。2016年，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授予奥利弗·哈特和本特·霍尔姆斯特伦,以表彰他们在契约理论方面的研究贡献。

相对于世俗的哲学根源，契约精神另一个思想渊源则是宗教的信仰根源。窃以为，西方契约精神可以视为犹太教、基督教贡献出的别一种福音或者说副产品;“立约”无疑是贯穿《圣经》的一条主线。当然，世俗哲学与宗教信仰有时也会交叉，就像托马斯·阿奎那是个哲学家，也是个神学家。姑且不论根源，契约精神早先更多依赖于道德自律，而强调其法学属性则是后来的事情。契约精神显然是自律与他律的交互支撑，此消彼长。

在西方文化语境下，中国历来就没有契约传统，自然也就缺少契约精神。实则不然!君不见，西周的铜鼎，秦汉的竹简，中国的契约何曾少过?魏晋以来，大量纸质契约文书现世，延至明清则蔚为大观矣。作为古典金融史学者和收藏家，我的朋友陈旭便不乏明清契约藏品。陈旭还表示，“与西方国家不同，中国传统契约的画押方式堪称独特。”倘若数量庞大的契约文书仍不能算作国人契约精神的明证，那么至少可以视为观察中国契约传统的一个窗口。

如果说西方契约精神源于哲学和宗教，那么也可以说儒家思想以及道教、佛教对中国契约精神的形成影响颇巨。契约信守精神是契约精神的核心精神，儒家思想的诚信观念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。《论语》称，“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孔子以“信”列入“五德”，孟子以“朋友有信”列入“五伦”。道教则以至诚守信为修道布道之根本，且在《道德经》《太平经》等相关经典及教理教义中一以贯之。佛教传入中国久已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。我相信，很多人的契约精神养成于佛家经典;知因果，焉能不知信?

并不是所有人笃信“违契遭报”，契约精神便不能单单以自律来维系。古代中国，已有律令保障契约履行。《唐律疏议》之“杂律”称，“诸负债违契不偿，一匹以上，违二十日笞二十……”《大明律》第九卷对“负欠私债违约不还者”亦处以重责。当今日国人的契约精神备受诟病，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诉诸法律。“从信用机制的角度来讲，法律就不守信行为的约束或处置应该是惩罚性的，惩罚程度必须达到可以事前遏制其行为动机，而不仅仅是事后补偿消费者损失，否则不能真正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。”在有关“君子豆腐”的文章中，我曾经这样建议。

而“信用让消费更放心”是对契约精神的呼唤!中国消费者协会赋予了几个方面的涵义：比如，“加快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，通过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行业自律，尽快形成公正、科学、公开的信用评价体系。”比如，“倡导经营者依法诚信经营，自觉完善诚信经营行为，用诚实守信打造品牌形象，赢得消费者的信赖和认可。”还比如，“引导消费者依法主张自身权益，积极行使监督权，主动参与消费后评价，……为实现消费市场良币驱逐劣币尽一份努力。”

从自律到他律，从德治到法治，很难说是推动了所谓“文明的进程”。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不得已以法律来约束的时候，契约精神是多么的可贵!(《人民交通》杂志2019年3月号卷首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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