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民交通|“新基建”语境下，交通运输的先行者地位不会变

“新基建”，于当下无疑是一个热词。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表述简明扼要，“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，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，拓展5G应用，建设充电桩，推广新能源汽车，激发新消费需求、助力产业升级。”如此，传统基建岂不是受到冷遇?窃以为，在国民经济结构之中，倘若将“新基建”视为“生力军”，那么包括交通运输业在内的传统基建仍然是一支坚强的“主力军”。

2018年12月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5G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、物联网等定义为“新型基础设施建设”。而“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”随即被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，是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重申。此后，2020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，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，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，反复提及“新基建”。在顶层设计中，“新基建”代表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方向、新动能、新势力。

不否认，传统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已经趋于完善，而边际效用相对趋于减弱。但“新基建”的提出对传统基建而言，不是厚此薄彼、鼎新革故，而是并行不悖、相得益彰。上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指出，“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，要以整体优化、协同融合为导向，统筹存量和增量、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，打造集约高效、经济适用、智能绿色、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”。整体观、融合观、统筹观，适用于新基建和传统基建的关系，我认为是科学的、客观的。

众所周知，受诸如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，今年经济尤其面临下行压力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，“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、相互促进”。在扩大投资方面，“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‘两新一重’建设”，“两新”指新型基础设施，新型城镇化，“一重”指“交通、水利等重大工程”。这“一重”不正是指传统基础设施吗?而且要“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”，支持力度之大可见一斑!换言之，在“新基建”与传统基建之间，国家政策将着眼于统筹发展。

以“铁公基”为代表的交通运输类基础设施建设，向来是经济内生发展得以有效激发的重要动力。今年国家对交通运输的支持不仅表现在加大投资力度，也表现在加大减税降费力度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免征公共交通运输等服务增值税，减免民航发展基金、港口建设费，执行期限全部延长到今年年底。

毕竟，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很强的先导作用”!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中基础性、先导性、战略性和服务性的功能属性，也早已成为一种共识。显然，这种地位不会因“新基建”的崛起而撼动。更何况，以《交通强国建设纲要》的印发为标志，中国建设交通强国已然迈出新步伐。《纲要》强调，牢牢把握交通运输的“先行官”定位。我想，这个定位短时期内绝不会变。

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查的《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》表明，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将着力做好九方面工作，其中六方面的多项工作直接涉及交通运输。比如，实施好“十三五”规划165项重大工程项目和国家重大区域战略重大项目;比如，加大沿江高铁、沿海高铁项目建设力度，积极推动川藏铁路开工，加快重点城市群、都市圈城际和市域(郊)铁路规划建设;比如，加快推进枢纽机场新建、迁建和改扩建项目建设，有序推进支线机场和通用机场建设;还比如，加快推进国家高速公路、普通国省干线、农村公路和内河水运等项目建设。这为“两新一重”之“一重”作出了具体规划。

至于“新基建”所指“建设充电桩，推广新能源汽车”等相关领域，自然也归属于交通运输范畴;铁路建设原本属于传统基建，而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又属于“新基建”，可视为传统基建的智能化、信息化升级。人工智能、5G等新技术、新应用正在成为拉动智能交通发展的新引擎。传统基建的未来，一定是积极拥抱“新基建”，通过数字化转型走高质量发展之路。(人民交通杂志总编辑：范正利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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