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期间的小小交通情报员

少年唐路

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，我也已年逾九二，与我当年并肩战斗的老战友，现仅存一二矣。在严酷的战争年代，曾有个13岁的孩子，从上海来到我们新四军军部，跟我们这些成年人一起抗日，从事军部的秘密交通情报工作，走风雨险途，入虎穴狼窝，经历无数次的危险与艰辛。今天，我应该把这段历史残缺的一页留给世人，让大家记住抗战中中国军人的机智和无畏。

第一次任务：为军部“放哨”

1943年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开始转移，但我们华中抗日根据地仍处在严重的困难局面。日军加紧扫荡、蚕食和清乡，斗争十分艰苦。新四军军部已经从盐城转移到淮海盱眙县不久。当时我在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二科，即情报侦查科担任副科长，驻地在顾家村。

11月的一天，我们参谋部二科侦察队的政治指导员从上海带来两个孩子，说是受老乡托付，带到我们根据地来上学的。那年秋天，日本侵略军全面占领了上海，老百姓生活日益艰难，所以有这样的事情也不奇怪。

其中一个孩子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，他叫唐路，13岁的年纪，看上去高约有1.5米，眉清目秀，颇通事理。我听说他进过私塾，上过小学，父亲是厨师，原先的家在上海闸北区，因为毗邻日租界，在第一次淞沪战争中，房屋毁于日军的炮火。我和科长商议后，就把他留了下来。

我们让他和战士们一起生活、劳动，还一起听报告。他逐步接受了革命队伍熏陶，开始了解人民军队的宗旨，懂得抗战爱国的道理。根据我们的观察，这个孩子很机灵，爱学习，一有空就找书读，比如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等。有一次，他在专注地看书，我便上前鼓励他说：“好好学习，准备将来干大事，担重任。”

这可不是口头说说的。3个月后，我们把他安排到军部的外围前哨扬州情报站去实习。并嘱咐站长亲自指导，加强对他的培养。

那时候，我军在淮南又开辟了一个抗日根据地。北靠洪泽湖，南傍长江，西有津浦铁路，东为运河。我们二科当时由参谋长直接领导，首要任务是保卫中枢的安全，为军部“站岗放哨”，防止敌人突然袭击。为此，我们在扬州、来安、六合、滁县等四个方向，都布置建立了情报站。唐路所在的就是扬州站。起初，站里领导并没有急于给他安排什么重要任务，而是叫他去敌军中枢地南京跑一趟，为降落在我根据地的美军轰炸机飞行员买皮衣皮裤。唐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。而后，领导才开始让他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进城出关，担当闯哨的交通情报员任务。

情报站在扬州有4条重要的交通线：镇扬公路、扬泰公路、扬六公路和运河。这4条交通线上都设有监视哨，负责监控，收集敌人的调运动向情况。唐路经常跑几个重要的联络点，如城中的郑医生和他的夫人王文筠，运河上的许家及其父亲，以及自卫团团长王鸿儒、税务所所长等。后来郑医生打入了敌军军医处，取得了少校军医身份，又增添了不少情报来源。那些秘密写好的情报资料，被唐路藏在自己的腰带、鞋底等处。每次，他都需要穿过敌人的检查把情报带回来，再通过电台发给新四军军部。在实际工作中，小鬼经受了磨炼，逐步成长。

亲密的军民关系，也保护着经常需要转移的情报站。为此，唐路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关爱，有两位老大娘还认他作了干儿子。在扬州的一年里，他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交给他的任务，受到站长、参谋和电台台长的一致赞扬。而更艰巨的任务还在等着他。

“老驴识途”真的应验了

1944年11月，日军的末日即将来临。参谋长授命我去上海执行一项特殊但崇高的使命——为盟军登陆反攻选点作准备。唐路也被选入随行的工作班子。

在上海，我们附属地下市委领导，淞沪支队则配合我们在上海周边沿海地区勘察地形，进行敌情调查。唐路也和我一起，去青浦观音堂淞沪支队的据点活动。

唐路的家，在上海闸北区临近火车站的浙江北路252号二楼。他的二哥在火车站供职，专门运送行李，俗称“红帽子”，他也成为了我们二科的一名成员。唐家自然变成我们的秘密交通联络点和物资人员转运站。一条由上海经镇江直至扬州的情报站交通线悄悄建了起来。情报传递、人员往返，以及医药、军火等物资的转运，落在了唐家兄弟身上。唐路成为这条线上的核心成员和关键一环。

有一次，一份紧要情报需要急送军部，并且直接交到首长手中。唐路立刻动身。当他赶到扬州时，天色已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这还怎么赶路呢?这时，情报站侦察班的一名队员专门找了一位老乡。老乡经常赶着毛驴去淮南拉货。据说，老驴识途。于是唐路连忙找来这位老乡，骑着老驴赶路。唐路一边前行，一边瞌睡。他实在太累太困了，为了以防和老驴“走失”，他把毛驴尾巴和自己捆绑在一起赶路。凌晨，到达军部时，唐路还未醒来。他只感到有人在拍打自己的脸：“醒醒，小鬼!”“小鬼，醒醒!”唐路睁眼一看，居然是参谋处处长，目的地已经到了，终于不负使命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。这时，上海地下市委领导来到唐家，布置准备武装起义的事项，配合粟裕的部队解放上海。然而后来形势有变，此项任务停止执行。不过沪宁路的秘密交通线更加忙碌起来。

机灵的“擦鞋童”

当时，有多批军火，包括轻重机枪、美日制手枪等，被送交到唐家，打包伪装成普通行李，然后装上火车，再转运往根据地。

唐路先行去了镇江，通知在此接应的人，以及已经打入伪保安队队伍的二科参谋费纶。没想到，去保安队见费纶时，门口的岗哨不让他进。唐路便谎称说，自己是来擦皮鞋的小伙计。岗哨看他年纪小，确实像，就放他进门。进门后，唐路一边伪装擦鞋，一边悄声告知费纶军火到来的日期和班次。

之后，费伦连忙通知部队到车站，军火被顺利运往码头，由专人负责运送过江，再由扬州站送往淮南根据地。

还有一些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干部需要撤退。比如提供轰炸吴淞目标的吴淞情报站黄某，她家住在外马路101号，对门就是日军驻吴淞宪兵队，还有陈达、市中心浙江中路源康五金店秘密点干部陈闻天、黄中行等，以及根据地参军参干的热血青年，此人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，还有张宇、窦毅等。也有一些被策反成为我方的人员，比如当时的伪税务总署署长、湖北财政厅厅长等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反战的日本人士，如经常在南京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日本文人，他被护送到军部后，立即以个人名义向驻扬州的日军司令，写了陈词痛切的劝降书。

最惊险的一次，是护送8名日本军火制造工人前往军部。他们是由日本共产党介绍，前来帮助我军军工生产的。乘坐火车的护送途中，突然有一批日本宪兵冒出来，要求上列车一一检查，而唐路身上当时并没有有效证件，难以应付过关。恰好这时，有一位要回淮南的参谋部二科干部也在车上，他有证件，唐路当即拜托他把这批日本人带到镇江车站，让大家在车站对面的茶馆等候自己的消息。

而唐路自己，则不顾列车仍在开动，连忙跳下车去，跌在路边的水沟里，当场昏厥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唐路醒来，又爬上了下一班车，顺利抵达镇江车站。然而抵达以后，他没有在约定的地点发现那几名日本人，急忙满大街寻找。他不知道，那几名日本人此时正在大街上惶惑不安地溜达着。突然，有人发现了犹如天降的唐路，不禁欢叫起来，大家十分兴奋。一群人抵达军部后，见到了后勤部部长，并受到后勤部门的热烈欢迎。为了表达对唐路的感佩之情，一位日本友人特地向唐路赠送了一枚玛瑙印章。后来，他们都参加了反战同盟。

我也作诗称赞此行：八名反战日本兵，专司护送小交通。宪特盘查应对急，猛跳火车影无踪。失去向导异国人，踌躇镇江丢了魂。忽见唐路天外来，惊奇叫绝何其神。

唐母情急吞照片

1945年10月，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，组成山东军区。还有一部分主力留在苏浙皖，组成华中军区。我们参谋部二科也一分为二，唐路随我北上，列编山东军区情报处。之后，我们把他送往山东大学预科学习，1946年6月，又把他转送到山东军政大学学习。1947年元旦，16岁的唐路宣誓入党。在他学习结业时，鲁南地区正在激战。唐路一心想上火线，所以在结业大会上的发言也比较特别，一直喊着：“鲁南!鲁南!鲁南!”之后，他下连队，当了副指导员，随即前往鲁南战场。当时的中队原本有104人，战役结束时只剩下30多人，可见战争之酷烈。

就在那时，军区情报处作出了一个决定：将唐路召回。这是当时的形势需要。军区需要委派人找回曾经失联两年多的江南情报人员，重组江南情报交通网。而最合适的人员，唯有当年的“小交通”唐路。于是另一名老情报员前往鲁南，将唐路带回军部。

唐路当时有点想不通，我给他讲明道理：“战场需要战士，也需要情报干部。”

而后，唐路立即奉命渡江南下，前往寻找抗战胜利后失联的二科情报人员。先后联系到上海的刘大庸、张馥馨、陈闻天、无锡的戴铭佑等。唐路向他们介绍了当前形势，传达了军部指示，要求他们坚持潜伏，注意敌情。但要做好掩护，切勿盲动，并拨给每个人一些生活经费，布置了一些工作。唐路则和战友在南京下关，开设了一家门店，以收购废钢为掩护，实际是为了便于监控沿江、沿铁路的敌方军事动态。

正当情报网开始活跃之际，1948年5月，敌人突然来到唐家，抓捕了唐父和他的二哥。敌人最想抓的人，显然还是这个情报网的串联人唐路。这时，张馥馨来到唐家正准备上楼，唐母恰好在楼下洗衣服。张馥馨当即告知上面有埋伏，唐母趁敌人不备，果断吞下了唐路的照片，敌人一时间难以准确抓到唐路。两人也顺利脱险。原本寄居在唐家的一位战友的母亲，则转移到公交公司当售票员的唐路大哥家里。此时，刘大庸连忙派朱德照赶往南京，通知唐路立刻转移，唐路侥幸脱险。朱德照随后又赶往无锡，准备向戴铭佑报警，结果两人不幸被一起抓捕。

《申报》 先后两次刊载了共产党上海联络站的消息。原来这次是徐州市委城工部派出了一批有策反任务的人员，与唐路串连的情报网发生了交叉，从而被敌人发现，导致重大损失。侦破唐路身份的是当时的保密局上海行动组。

情报干部刘大庸脱险后，立即北渡南通，向华中区领导陈丕显作了汇报，而后电报军部。我接报后立即回电，嘱咐刘大庸立即返沪寻找和营救唐路等人。这时，唐父已经被释放，回到老半斋餐馆继续当厨师。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不是敌人“钓大鱼”的一次阴谋。刘大庸非常谨慎，自己没有出面，而是让父亲经常去老半斋喝茶用餐，打探唐路下落。起先，刘父多次向唐父试探却没有结果。

而此时，唐路正隐居在凤阳路的老邻居冯国良家里，平时由当报童的冯国良与唐家人沟通消息。最后，唐父接到刘父送来的一张船票，写着从十六铺开往南通，某日上午10点开船。唐路得到船票后，无法判断这是不是敌人的圈套。但此时已经别无他法，只能决定一试。

开船那天，他提前赶到十六铺码头，在隐蔽处悄悄观察上船的人群。这时候，唐路看到了刘大庸，于是在开船的最后一刹那跳上了船。唐路下午到达南通，就有交通员来接他前往解放区。两人按照指示，北上山东返回军部。后来因苏北大水，通路受阻，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到达。

1948年7月，两人回到军部，战友们都松了口气。一位山东大汉见到唐路终于脱险归来，激动地将他抱起来，泪流满面。

拟策反吴淞炮台

1949年春，淮海战役结束。华东局社会部分管情报工作的副部长扬帆，从华中军委打来密电，嘱咐我火速南下。当时华东局还在山东青州安家庄。我立即带着唐路等十余名干部乘火车抵达淮阴，见到了陈丕显等同志，接受组织江阴要塞起义的使命。

4月18日，我与4名团营干部在一个民兵班的掩护下夜渡长江。19日与要塞内部同志接上关系。21日凌晨，大军如期过江。我们扣押了要塞司令，起义圆满成功。

很快，无锡解放。我们在荣家大院商讨下一步工作规划，决定趁热打铁，趁敌人还没摸清情况时，由我地下党、原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去上海策反吴淞炮台。唐路立即伪装成他的勤务兵。

荣家派了一辆车，把他俩送到上海西郊。二唐在陆家浜下车，徒步向市区进发。虽然他俩身上穿的是国民党军服，号称从江阴突围出来，但还是被疑有诈，两人被抓了起来。

当天夜里，趁敌人不备，二唐逃了出来，继续东行，途经漕河泾、周家桥等地，直至江湾地区。当时道路已被封锁，再也过不去了。两人决定过两天再闯江湾，但仍然无法通行。这时，蒋介石已经自己跑到上海督战，戒备特别森严。

吴淞炮台的策反任务只能作罢。唐秉琳去了华山路的亲戚家，唐路则仍然去凤阳路冯国良处，一直待到上海解放。

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。唐路跟我一起进入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，即后来的政治保卫处工作。解放初期，敌特活动十分猖獗，唐路时任侦察组长，参加了许多大案要案的侦破，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立下了不少功勋。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。

光阴荏苒，算来我和唐路并肩战斗工作的时间，匆匆七十年矣。当年的小鬼唐路，现今也85岁了。13岁从军，投入抗战洪流，一步步走到今天。他曲折坚韧的人生经历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国家艰难的发展历程。我们正在老去，但一个和平稳定、光芒四射的社会正在展现。我们无愧，无悔。

口述者

简 介

王征明1923年出生于江苏徐州，1938年参加八路军学兵队。1943年任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侦察科副科长。上海解放初期先后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办公室主任，政保处副处长、处长，并兼上海市委保卫工作委员会秘书长。1953年调公安部二局任职。1954年4月5日，曾是上海市第二任公安局长扬帆助手的王征明被指控执行潘汉年、扬帆指示，先后两次入狱，在牢中度过了13年。所谓“潘汉年、扬帆反革命集团案”平反后，1983年公安部为王征明作出了最后的复查结论。回到上海后，任市委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办公室副主任，1985年调任市公安局咨询委员会委员，同年年底以正局级级别离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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