圆瑛文化的时代新解读—— 求学、竞争

圆瑛大师少时勤学苦修，英年弘法，提倡兼容并蓄，闻名于丛林，各地名山古刹，争相延致。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中国佛教协会的首任会长，他致力于宣扬人类和平共处的理念，提出爱党爱国爱教思想，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体现。

圆瑛大师是近代著名佛门领袖，一生创办了多所僧俗教育学校，曾提出“法不自弘，弘之在人；非英才无以荷圣教，非学院无以育英才。”在其看来，创办僧伽教育学校目的即“造就品学兼优之佛子，养成解行相应之讲师，弘扬佛学，荷担大法”。诸上所述，一再阐明僧伽教育的重大意义，其教育实践和思想内涵值得当代人总结研究并传承发扬。

纵观圆瑛大师的求学历程，与近代中国社会背景有着密切联系，是其形成圆瑛佛学思想体系的关键，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——由儒入释、求师访道

圆瑛大师幼读儒书，聪慧过人，17岁考中秀才，不久患重病感世事无常萌发出家之念，病愈后即出家为僧，时年19岁，“始修禅宗八载，后研究教理及天台宗。”期间他箪瓢只杖，云游四方，广参博学，问道古刹高僧。先在福州妙莲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，其后经雪峰达本老和尚点拨出外参学，先后从常州天宁寺冶开和尚和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修习禅定，悟解超群。历参冶开、寄禅、谛闲、祖印、慧明、道阶等尊宿；得法于宁波七塔寺慈运老和尚，亲承法印，传临济正宗40世；后又得雪峰达本老和尚传曹洞正宗46世法脉。

第二阶段——讲经学修，奠定基础

圆瑛大师31岁开座讲经，并学贤首。他先讲《金刚经》于七塔寺，又讲《大乘起信论》、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、《法华弘传序》等，其中包含众多亲编讲义。时年他与太虚法师结为知交义兄弟，辅佐并追随寄禅长老筹创中华佛教总会，主张保卫教保僧，提倡教育，拥护国家，号召抵制日僧的渗透、招诱。期间还亲自兴建僧伽学校，组织僧伽教育会。在爱国诗僧寄禅长老的悉心教诲和熏陶下，圆瑛大师奠定了其学佛修持、振兴教育、爱国爱教的思想基础，逐渐形成圆瑛佛学思想体系的雏形。

第三阶段——兼通禅教，造诣精深

1913年，圆瑛大师阅永明延寿禅师及莲池大师著述，始信净宗为无上法门，由是禅净双修。他在接待寺修筑讲堂，取名“一吼”，是将台、贤两宗教义，结合禅净双修，同出于狮子一吼，因之自号“一吼堂主人”。他所作的《促进佛教大乘思想》、《中华佛教总会一周年纪念演说》二文，文字虽简约，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所持佛教应积极入世、利益众生的主张。

关于求学与竞争间的关系，圆瑛大师曾在讲演时提到：“现时各界群尚竞争，而教育界欲求进步，亦不得不竞争。惟是竞争二字，还在人之善用与不善用。若善用之，为进步之先导，若不善用之，反为失德之原因。”

教育之竞争，对求学者而言，即为面对各种学说，都要悉心研究，包括各科学学说、儒学学说、哲学学说、佛学学说，研究时必须具一种眼光，将学说之真理，了解明白，深研透彻，不可存门户意见，凡有益于人生身心德业学问智识之言，皆要采取体会。即有不合潮流者，亦必好细审定，如此可谓知己知彼，始足应世。若但知己而不知彼，便不足以与世界学者之酬对。

圆瑛大师长期修学并重，将行持与义理相结合，不断实践，不断总结。在教育振兴的主张下，他拓展佛教文化交流，努力推动并深刻影响佛教界开展海外弘法的进程，为扩大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作出了积极贡献。同时，圆瑛大师重视教育实践的文化内涵，认真贯彻实行的精神风貌，还将激励当代正信佛子们承担起护法、兴教的责任，推动宗教中国化发展进程。

圆瑛文化立于思想、始于信念、顺于时代、得于传承。其所传扬的同愿同行、交流互鉴、文明促进的精神，与我国贯彻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精神交相辉映。弘扬圆瑛文化，要在广度上突显其爱党爱教、深谙佛理的思想内涵；在高度上展示其会通儒释，文明开放的智信立场；在深度上要解读其佛学经言、弘法思维的精神价值。

适逢中国佛教协会成立70周年、一代爱国高僧圆瑛大师诞辰145周年暨圆寂70周年，特于古田举办圆瑛大师与宗教中国化大会活动，发挥古田深厚文化资源优势，重续“一带一路”法缘，积极搭建海内外佛教界交流平台，实现丝路各国佛教文化的高质量合作，提升圆瑛文化对海内外佛教界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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