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涛哥”小记

 

 

“涛哥”者，本名王涛，字翊凡，实非须眉，乃内蒙一位奇女子也。“翊凡”二字，如古松立崖，自带三分凌云气，是个评分极高的男性化名字，倒与她“涛哥”的称谓暗合。这绰号取得贴切，因其为人处世，确有几分古道热肠的哥们义气，而“翊凡”之名，仿佛预示着她不甘凡俗、意欲辅翼众人的内在格局。

初次闻其名，是在海口。新经济发展课题组初立，事顺人爽，人称“熊大”的仁兄拉我去品尝乡村土猪火锅，言道“内蒙涛哥请客”。我脑海立时浮现一粗犷豪迈的北地汉子形象。及至相见，方知大谬：眼前人眉清目秀，一张瓜子脸，未语先带三分笑。我玩笑道：“原以为是位关西大汉，没想到竟是翊凡女士。”她闻言爽朗一笑：“翊凡字是自己取的，希盼展翅高飞，不拘一格嘛！”更奇的是，席间一众男士，竟无一人能抢得过她买单。她那股由“翊凡”之名透出的担当与豪爽，颇有“此地是我罩，单必须我买”的气概，让你觉得争抢反倒是种生分。酒桌上，她更是巾帼不让须眉，白酒啤酒，来者不拒。劝酒词一套一套，劝我多饮几杯时，她玉手一挥，朗声道：“神州行，我看行！”其口才远比长相更“好看”，直灌得我酒酣耳热，眼前景物都生出重影来。前几日贪杯冰啤，肠胃闹了几日革命，痛定思痛，暗下决心日后定要收敛，毕竟年岁不饶人。这教训，多半也得记在“涛哥”那让人难以抗拒的热情之下。

这般豪侠女子，却有一桩“软肋”——下厨。看她舞弄锅铲，堪称一场行为艺术。母亲是持家好手，精于算计且做得一手好菜，可惜此等天赋半点未遗传于她。曾见她切一截苦瓜，刀起刀落，全无章法，真是“初一一下，十五一下”，切出的片厚薄悬殊，能逼死强迫症。偏她还信心满满，一边手忙脚乱一边宽慰你：“你坐着，我会做！”那情状，引人发噱，却也憨直得可爱。我常想，或许她那份“翊凡”的劲头，都用在人情世故的广阔天地了，厨房这方寸之地，反倒成了她难得“平凡”甚至笨拙的所在。

涛哥在家排行老二，亦是老幺，上有兄长。其兄生前常以此为傲，几杯酒下肚，必拍着胸脯炫耀：“我妹翊凡，那是相当有钱，这条街都是她的！”这话虽带醉意，却无半分虚夸子弟“喝酒前我是内蒙的，喝酒后内蒙是我的”那般狂妄——谁不知内蒙辽阔，从东到西，一辈子也未必走得完。只可惜，兄长英年早逝，或应了“七不害人，八不害人，酒能害人”的老话，唯留一双聪明儿女，今夏儿子高分踏入高等学府，算是莫大慰藉。

涛哥至孝，每年入冬前，必早早将二老从北国寒凉接至海南暖冬，心思细密。去年因订票稍晚几日，老人抵琼时已略感凉意，她便常挂嘴边，懊悔不已。今年学乖了，刚过九月，就已为双亲备好国庆中秋后的南飞机票，这份体贴与周全，恰如其字“翊凡”中那份对凡俗生活的切实护佑。

近些年，涛哥身上又添几分静气。她潜心佛道，上月自驾西藏，每至寺庙，必为一大串朋友名录祈福。名单长长，全凭心记，非记性佳，实是心中有朋友，有哥们。这或许正是“翊凡”的另一面——辅翼之心，及于众生。归来后，人也似乎更“佛系”了些，言谈间常参详“人性”，处理棘手事愈发圆融老练。她常忧我心太善，易吃亏，恰如一位台湾张姐所言。但她又会转圜道：“吃亏是福”，一句话，便宽解了我的耿耿于怀。这份通透，怕是修行所得，也让“翊凡”二字更显厚重。

如今，涛哥将名字里的那股“辅翼”之志，全然投注教育，专事七至十六岁孩童的“道恩教育”。她极认同其理念，非为应试，重在启智塑人。眼见一个个顽童经她调理，变得乖巧明理，学业做人皆有进益，她便极有成就感。她常感叹，当下年轻人多有“两不三无”（不婚、不育、无车贷、无房贷、无后代）之态，孩童愈发珍贵。“量不行，咱就求质，”她爽朗一笑，眼中闪着“翊凡”之光，“一个顶俩！”这话由她说出，便觉分外有底气。这已不仅是哥们义气，更是一种沉甸甸的、面向未来的担当。

这便是王涛，字翊凡，我们口中的“涛哥”。她的生命，如同其名其字，既有“涛”的奔放豪迈，亦有“翊凡”的担当与超越，一位集豪气、赤诚、慧心与几分可爱笨拙于一身的奇女子。

 

车票散记

文/余求宝

 

整理书柜时，又从旧牛皮纸信封里倒出那七百二十七张车票。它们哗啦散在桌上，像一捧秋叶，带着时光晒干后的脆响。今年再也收不到这样的车票了——硬质小卡，蓝底或红底，铅字印着站名与日期，边缘有整齐的齿孔。它们曾是我丈量山河的尺牍，如今成了被时代轻轻合上的纸页。

拾起最上面一张，是去年此时的K528次，从杭州到上海。票面已泛黄，墨迹也有些晕开。那是个薄雾的清晨，我坐在靠窗位置，看窗外水田、民居与连绵的茶山如卷轴般展开。邻座是位回乡探亲的老先生，我们共用小桌板，他泡了浓茶，茶香混着车厢特有的铁锈与皮革气味，絮絮说着他年轻时跑供销，绿皮车要晃荡一天才能到的路程，现在一小时便到了。“快是快了，”他摩挲着温热的茶杯，“就是这票，越来越没个形制了。”

这不禁让我想起更早的岁月。记得少年时，有一次从咸宁独自乘慢车去铁山姑妈家。车行中途，一摸口袋，车票不知何时丢失了。那时心里怕极了，生怕列车员查票，只好忐忑不安地提前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车。月台上空无一人，我举目无亲，望着陌生的站牌惶然无措，最后竟懵懂地沿着冰凉的铁轨朝前走。也不知走了多久，是一位好心的守车员发现了我，把我带上了货车最后一节摇晃的守车。那守车员话不多，递给我一个馒头，一路将我护送到了铁山站，亲手交给了站上的警察。那时的火车慢，人情却那么暖，那时的好心人真多！

说起慢，记忆便如潮水般涌来。一九八四年夏季，我从武汉出发，辗转前往云南楚雄，那真是一段漫长的旅程，足足用了两天一夜。印象最深的是，在昆明站台上买了一整株青绿色的香蕉带上车，那时还硬邦邦的不能吃。可火车晃晃悠悠，穿过贵州，进入湖南，过了怀化，气候愈发温润，那株香蕉竟在不经意间熟透了，金黄诱人。一行人拼命吃也吃不及，最后大多只好惋惜地扔下了车。那时的车票，纸质薄软，一路上被查票员的手捻摩了无数次，到站时几乎烂成了软塌塌的一片。而今，乘坐高铁，从武汉出发，到周边省会往往不过几个小时的功夫，窗外风景还来不及细看，便已换了人间。

我懂他的意思。这硬质车票，像一枚枚微型勋章，记录着出发与抵达。每一张都对应着一段具体的时空，一个特定的座位。检票员用夹子在上面“咔哒”一声留下一个小口，那是旅程被官方认证的印记。我习惯在背面用铅笔写下简短的缘由：“赴京学术研讨，秋雨。”“携女归宁，母病愈。”或是仅仅记下当时的心境：“晨光甚好，读《资本论》十页。”这些票根，于是不再仅是凭证，而成了私人化的叙事载体，是七百二十七次奔波的注脚。

几十年来，正是这铿锵的铁轨，这往复的列车，承载着我的求知、工作与探亲，带我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，领略了北国的雄浑、南疆的秀美、东岳的巍峨、西漠的苍茫。

七百二十七张，铺开来，几乎能拼出一幅简略的华夏交通图。它们大多集中在这十几年，正是中国铁路脱胎换骨，步履不停的年月。早年的票，站名多是“北京”、“上海”、“广州”这样的大枢纽；后来的，则出现了许多诗意的、陌生的名字：“婺源”、“腾冲”、“阿勒泰”。铁路的毛细血管，延伸到了国土更细微的角落。车速也在票面背后无声地彰显：从“K”字头到“T”再到“Z”，最后是占据主流的“G”和“D”。时间一格一格缩短，窗外的风景却愈发清晰、饱满。我曾在一个午后，乘高铁从华北平原驰向江南水乡，看窗外景致从苍茫辽阔，渐次过渡为小桥流水，数小时历遍北地南疆，那种时空被高度压缩的魔幻感，是任何史诗都难以描绘的壮阔。没有纸质车票了。如今出行，只需一枚二维码，手机轻扫，闸机应声而开。便捷，毋庸置疑。进站的速度快了，人与人的摩擦少了，这是时代的进步，是科技赋予生活的优雅。只是，当我看到年轻的旅客们神色从容地举起手机，如持一道光符穿过闸机，奔向各自的目的地时，我偶尔会想起那个需要小心翼翼保管车票的年代。那种实体的、可触摸的凭据，连同它代表的某种对旅程的郑重其事，以及守车员带来的馒头香、那株催熟于旅途的香蕉的甜腻，似乎也一同隐入了历史的帷幕之后。

但我并无多少伤感。因为我深知，变化的只是载体，不变的，是那条被车轮反复摩挲、愈发锃亮的钢轨，以及钢轨之上，永不停歇的对远方的向往，和流淌在旅途中的那份人间温情。车票会消失，但风景不会，人情依旧。窗外的稻田、山峦、江河、城镇，以及每扇车窗后鲜活的人生故事，依旧在铁轨的两端生生不息地流淌。

我将这七百二十七张车票重新归拢，用橡皮筋轻轻束好。它们是我个人的、微型的铁路编年史，是一个时代的温暖化石。而新的故事，正随着下一列复兴号的启动，在无纸化的行程中，被无数人继续书写。那书写的方式变了，但笔触，依旧饱蘸着对这个流动的、行进中的中国最深沉的爱。铁路的风景，在心里，在路上，从未落幕。（特为中国铁路”我的铁路风景”征文而作。余求宝）

(新媒体责编：wa123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