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年奔波3000公里只为英烈“安家”

金秋时节，从八达岭长城脚下驱车往东，沿盘山公路行驶半个多小时，北京延庆区大榆树镇小张家口村到了。31岁的闫永杰带着记者，沿村西南一条黄土路上山，穿过荆棘丛生的杂林子，向上攀爬20多分钟，半山腰一大片草甸豁然开朗。

拨开一人多高茂盛的杂草，一座新立的墓碑静静伫立在静谧的山野间，碑身上刻有“革命烈士纪念碑”几个烫金大字。碑后是紧挨着的6座土坟。

闫永杰在碑前蹲下身，清理着周边的杂草：“这里安葬着王茂祥、王占明、高自斌等6位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牺牲的烈士，都是我通过走访村里老人，多方核实，才最终确认的。”

让他感到遗憾的是，6位烈士中仅3人确认了姓名、身份及牺牲情况，其他人则成为无名烈士。2016年，延庆区民政局将此处确立为烈士集中安葬点，并在此立碑，以纪念烈士英魂。

延庆地处北京市西北部，是曾经的平北抗日根据地一部分，在这里牺牲的烈士众多。寻找烈士、为烈士“安家”是闫永杰4年来的一项重要工作。2014年，这个性格腼腆、个头不高的小伙子，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延庆，成为区民政局优抚安置科一名工作人员，负责烈士纪念设施维护等相关工作。

闫永杰介绍，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前，都会接到一些烈士家属打来的求助电话，希望能帮助寻找烈士遗骨并建立祭奠场所，从那时他就开始了寻找烈士、给无名烈士“安家”的工作。

2016年起，延庆区民政局集中对全区零散烈士墓进行抢救性保护，在全区发布公告广泛征集烈士墓线索。仅两个月，就从社会各界收集了172条烈士墓地线索。为了逐一核实，闫永杰翻山越岭，跑了全区8个乡镇，走访一个个村庄，跟年长的人打听，在山野莽原间找寻墓地，并查阅《延庆区烈士英名录》和当地碑文进行比对甄别。

“天一亮就钻进山里，天黑了还在山头上转悠。”闫永杰说，经多方比对、实地走访，有19条线索具有可操作性，最终经他核实确认的散葬烈士墓有36座，核对过的烈士名字上千人。

“迁下来的必须保证是烈士，核实一定要准。”但要找对散葬的烈士墓，难度不小。许多无名烈士的遗骸都散落、隐藏在沟壑山间。当年由于怕被敌人发现，很多烈士都是由村民偷偷下葬，连个像样的墓碑都没有，只能拿石头、木牌等做记号。多年风雨侵袭，有的墓地被发现时，就剩下一个小土包。

最难的一次，是在永宁镇营城村寻找烈士刘文付的墓地。

老人们回忆，抗战期间，刘文付在村里工作，大伙儿都叫他“刘科员”。1945年至1946年间，他被敌人残忍杀害，头颅挂于永宁城门口。村民偷偷地将他的尸身埋在了村里，掩埋时，特地用面捏了一个头颅，与遗体一起下葬。

“当时我们翻了几座山，因为地形变化大，村里的向导都找不到，周围四面环山，全是松树林，大家来回转，后来在一个馒头型的大土坡上休息，才发现烈士的埋葬点。”闫永杰说。

2016年清明节前，刘文付的遗骨被移葬到了八达岭烈士陵园，当时挖掘的烈士遗骸果真没有头骨。如今，在这座陵园里，刘文付和其他581名烈士陪伴长眠。

长城脚下的八达岭烈士陵园，松涛阵阵，一排排烈士墓碑庄严肃穆。闫永杰擦拭着刘文付的墓石介绍，“陵园里580多名烈士，有名字的只有181人，大多都是无名烈士，我们仍然给他们立了墓石，让后人能来祭奠。”

在公墓的最高处，矗立着一面长6米、高3米的“延庆烈士英名录”纪念墙。延庆区有记载的2165名烈士名字被整齐地镌刻在上面，其中不乏“孙三丫头”“高小四子”“阎三丫头”这样的小名儿。不少名字都经过闫永杰一遍遍地反复核对。用他的话来说，“少了或弄错一位烈士的名字，就是我们的失职。”

“这些烈士有延庆籍的，也有牺牲在延庆的，很多的烈士安葬地不详。”延庆区民政局党组副书记王玉玲说，建纪念墙是希望能以这种载体让烈士“回家”，让烈士家属有一个祭扫的场所。

王玉玲介绍，2012年至今，延庆不断加大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建设，累计投入350多万元，改扩建3座烈士陵园，就地维护10座烈士纪念碑，完成了181座散葬烈士墓的抢救保护工作。

从事这项工作4年来，闫永杰前后奔波约3000公里。他说，散葬烈士墓的线索申报、核查工作一直在进行，自己心灵也经常深受触动。“迁墓时，能从遗骨看出，不少烈士都是十七八岁或二十岁出头，有的遗骨上还能看到纱布条和子弹。”

“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奉献了年轻的生命，许多人连尸骨都找不到，有的没有后人，有的亲人在哪也不知道。”小伙子说，“既然做了这份工作，就要把他们当亲人来对待，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事迹，让更多人去缅怀他们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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